因此，宪法具体化并非仅仅反映宪法和部门法内容方面的关系，同时也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体现形式。
如前所述，通过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修正，我们大致得出宪法是最高法和公法的实在法命题。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
承认规则和变更规则的关系如此，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关系也是这样。这一预设既牵强附会，又显得有些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其也通过语义和逻辑分析展开了对宪法具体化的初步反省，指出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在逻辑方面的错误。宪法中的某些规范，特别是自由权规范，并不必然需要具体化。一方面，其通过对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内涵解析，完成了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竖起批驳的靶子。
陈文所说的宪法的实在法命题不支持宪法具体化，是在排除了宪法的第二种司法化基础上作出的，遗漏了拉兹宪法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实在法问题的讨论，由实在法转向法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根本上不是因为实在法问题与实在法命题无关，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实在法解决方案，或者给出更充分的理由。（二）法的渊源的类型 在逻辑上，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两层意思，即裁判依据的效力来源于哪里，以及它的内容来源于哪里。
制度性权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立法条款。[10]王广辉主编：《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法的渊源指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在法律论证中发挥着权威理由的角色。这里并没有保持划分标准的统一，因而造成了困惑。
它们本身不是宪法，但却可以成为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内容来源。如我国《立法法》第104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赋予最高司法机关解释制定法的权力。
此时，佐证就具有实质理由的性质。因此，它反映的是一种尊重宪法位阶的法伦理原则。[19]参见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法官正是根据第10条的授权，才在出现法律（制定法）漏洞时去寻找该习惯作为裁判依据。
而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它既包括法的效力渊源，又包括法的认知渊源，后者须获得前者认可并与之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根据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将一国现行有效的全部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所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就是法律体系。[28] 在法的适用视角下，法源学说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官在进行裁判发现时必须适用哪些条款，并根据其来源对这些条款进行体系化。
因此，通过指明某个规范命题的来源，法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证立这个规范命题本身在内容上的正确性，法官也无需这样做。[57]参见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据此，宪法渊源指的是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来源。[25] 从上述讨论现状可知，宪法学者们尽管存在主流见解，但却没有去探讨一个更深层的根源性问题：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宪法渊源包括哪些规范材料？与此相关的是：宪法渊源与宪法究竟是何关系？正因为对于此问题认识的模糊或潜在不一致，使得宪法学界在宪法渊源的主题上分歧较大。
[14]例如参见莫纪宏：《宪法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例如，有学者单列了宪法性文件作为宪法渊源之一。它认为，法源理论的研究重心在于为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基础提供理论证成，并将法的渊源与其他影响裁判的因素区分开来。[22]参见上官丕亮、陆永胜、朱中一：《宪法学：原理与应用》，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在笔者看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更多在于第三种情形，也就是讨论僵局。这就相当于授权法官对习惯进行审查。
至于其余所谓的渊源，要么压根与宪法渊源无关，要么至多能成为合宪性判断活动中的实质理由。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在法学理论中获得对法源的清晰认知。
依照该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政策。这相当于已经间接认可了全国人大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国务院核准的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具有宪法认知渊源的地位。
[20]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雷磊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种可被称为扩容说，也即在标准说所列举的渊源之外，增添别的宪法表现形式。因此，尽管在与中国宪法相关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些惯例（如两会的召开顺序）非常重要，在实践中也被现实地尊行，但从法理论的角度看，它们并不是宪法渊源，不构成合宪性判断的依据。[5]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其三，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宪法惯例视为中国宪法的渊源之一，但亦有不少学者指出，宪法惯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17]或者虽然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但却不具有司法上的适用性，违反宪法惯例并不构成违宪。
[20]另一种可被称为瘦身说，也即将标准说所列的某些表现形式排除在宪法渊源之外，包括宪法性法律、[21]宪法惯例、[22]宪法解释、[23]国际条约[24]等。典型的效力渊源是立法行为及其产物制定法。
[52]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58]例如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
因此，法律部门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法律规范。从2004年至今，中国宪法学界连续召开了十六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但没有一次将宪法渊源列为主题。
另一方面，法的渊源也不可能与法完全无关。有宪法学者将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原则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法律[61]称为宪法性法律。[49]目前合宪性审查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的具体界限尚不明确。[30]它又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48]前者适用于法律字面违宪的情形，而后者适用于法律适用违宪时情形（这一区分参见杜强强：《法律违宪的类型区分与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分配》，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11]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111页。
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一般被归为同一法律部门，同时兼顾是否对该类社会关系采取相同或相近的调整手段。同前注[21]，上官丕亮等书，第20页。
这种将宪法内容来源也包含进宪法渊源之中的做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54]对于审理案件的法官而言，在解释法律时服从宪法的文义和精神，已是他的法律义务。
